人文榆林丨榆林古城的武学

武学，“养士、储将之法”，开办武学是榆林的又一特色。

我国的武学初创于北宋仁宗时，明初只有京师办武学。榆林古城作为军事重镇，从成化年开办武学。

明代榆林称为“将薮”，皆武学之功。榆林的武学从明成化年到清末，延续五个世纪，故“多将才，有节气。”

其武学形式有四类：

一是独立的官办武学，最早是余子俊迁镇后，“议创武学于镇南门内（凯歌楼北）。”

二是在学宫、书院中设武科。

三是家传，如百户崔程家族，自移居榆林庄以来，世代习武，承袭五百年，至民国初年的二十世终止。

四是拜师学艺，如吕二师巷吕氏武师。

四种武学相辅相成，而有记载的是官办武学。余公所办武学相沿一个半世纪后，日久政敝，生徒涣散。

万历丁未（1607）秋，巡抚郑汝璧（缙云人）偕观察刘餘泽（山东滨州人）、镇守王威（绥德人）、总兵陈性学（浙江诸暨人）等，借文学西书院为武学，改筑武成殿五楹，东西两庑各五楹，及射圃、演武堂等附属设施，使武学场所焕然一新，规模略具。（见涂宗濬《重修榆林武学记》）

武学非同儒学，需演武场（校场）教习。成化年所设武学在镇城南门内，即挂面市巷附近，校场亦应在凯歌楼附近。

卫学建立后，开设武科，校场移旧文庙西，即卫城西北隅。沿用到万历年，巡抚郑汝璧等重修。

万历末，武学校场迁出城外，设在碧浔桥西，今芹涧路东，名“小校场”，建有仪门、演武堂、射圃等。且因规模较小，不宜大队人马操练，便又在南城外榆阳河南开辟一大校场（今校场路西段，老机场一带），以为校阅之区，阅兵操练。

清同治七年（1881）回民起义，“突逼城垣，守土者急谋防御，诚恐附郭神宇、民居辄为贼据，概行撤毁”。

数年后，总兵刘厚基聚四营将官“捐奉倡始，并致函三十六营堡，亦均乐助”，重新修建，以“品技艺、演阵法、申号令”，可见其规模之大。

解放战争中，国民党军将其改为飞机场，新辟大操场于大西门内北隅，小操场于二十二军司令部后（今军分区家属院处）。

榆林武学的兴盛，还在于榆林城内“兵民参半”，俗皆尚武。

榆林仅明代就培养出从二品以上总兵240多名，如五世总兵姜汉家族，三世总兵赵梦麟家族，父子总兵王宝、官秉忠、尤世禄、刘国镛和他们的儿子们，兄弟总兵王勋、王效，李世春、李芳春、李白春，李秉德、李秉诚，李先荣、李守荣，尤世功、尤世威、尤世禄，侯世禄、侯世雄等，总兵以下的武将更是不胜枚举。正是他们率领的“骆驼城的人马”，成为朝廷和京师民众的依赖。

榆林明代的武学教育之所以成功，不仅在于强身健体、攻防备守、排兵布阵、战略运筹，更在于树立武学精神。

即：

先身后君，不可谓忠；

贪利败检，不可谓义；

虚骄恃气，不可谓勇；

沽名钓誉，不可谓廉；

灭伦伤化，不可谓仁；

狙诈反复，不可谓信；

熬上虐下，不可谓敬。

有一于此，皆足取败。

《康熙延绥镇志·重修榆林武学记》

清代，榆林武学传承了明代的衣钵。培养出武进士52名，把总以上武宦105名。仅榆阳书院就培养出武进士26人，武举159人。其中任都督、总兵一级的27人，副将20人，参将18人，游击将军34人，四品以下武将50人。

民国教育改制，榆林虽未办军校，但从榆林中学走出了军事家刘志丹（原保安人）、谢子长（原安定人），抗日名将杜聿明（米脂人），开国中将阎揆要（佳县人）、少将王兆相（神木人）、王再兴（米脂人）；从镇川高小走出少将王聚贤（榆阳人）等共和国的开国将军；从榆林殖边中学走出了崔伦（定边人，总参通讯部部长）等著名军事人才。

据统计，榆林中学学生考入黄埔军校的就有99名，还有入保定军校、太原军校、冯玉祥部、杨虎城部等学兵队的军事人才未予统计。参加红军、游击队、八路军、新四军、解放军、自愿军的英雄人物，更是不计其数。

摘自崔子义《榆林古城举粹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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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标题：《人文榆林丨榆林古城的武学》